为进一步加强宗教政策法规宣传教育，增强广大师生识别非法宗教活动的能力，3月14日，番禺区民族宗教事务局联合属地小谷围街在广东药科大学开展了宗教政策法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派发《宗教事务条例》《广州市群众举报非法宗教活动奖励办法》和宗教知识宣传单，向师生们介绍了我国的宗教政策法规以及防范非法宗教活动等相关知识，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800余份，接受师生咨询120余人次。

通过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对宗教政策法规的知晓率，增强师生们的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为构建和谐校园奠定坚实基础。

3月21日，白云区召开全区统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全市统战部长会议精神以及全国民委主任会议和全省、全市民族宗教局长会议精神，部署全区统战和民族宗教工作。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国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各镇街、区直有关单位、区各人民团体、区属企事业单位及驻区有关单位分管同志参加。

刘国华在讲话中指出，2024年白云区民族宗教工作格局不断完善，有序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关于超大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基层路径》调研成果获国家民委领导批示；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白云实践，民族宗教关系更加和顺和睦。他强调，要突出工作深化抓落实，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彻落实到城市民族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持续深化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白云实践。要突出改革创新抓落实，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抓好抵御和防范非法宗教活动，全面提升宗教领域依法行政能力水平，全力保持民族宗教领域的安全稳定。

会议还通报了2024年全区统战工作情况及2025年全区统战工作要点，江高镇、钟落潭镇、同德街、区科工商信局、区司法局等5个单位在会上作经验交流发言，其中同德街以“多措并举 全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作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经验交流。

3月26日，南沙区召开全区统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民委主任会议、全省民族宗教局长会议、全市民族宗教局长会议等有关会议精神，总结回顾2024年工作，部署2025年重点工作。南沙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小潼出席并讲话，南沙区委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区民族宗教局局长郑慧荣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做好2025年民族宗教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广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完善宗教活动场所布局，规范宗教活动场所与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坚决防范打击境外宗教渗透和非法宗教活动，确保全区民族宗教领域安全稳定。

各镇街、区直有关单位、区属国企分管统战、民宗工作负责同志以及区委统战部（区民族宗教局）全体干部参加会议。会上，龙穴街等单位，围绕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工作作了交流发言。

　“云上龙门　牵手云冈”大型系列直播活动于6月29日开始，本次活动由龙门石窟研究院和云冈研究院联合推出，大同日报抖音号开启同步直播。两大石窟寺强强联动，通过9场直播，展现北魏时期民族文化融合、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盛景。在本次系列直播中，观众除了可以近距离欣赏两大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还有国内石窟寺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讲解背后的历史、艺术“密码”。　

　　大同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中国化的过程。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大批工匠跟随皇室来到洛阳，在伊阙峡谷开凿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古阳洞等洞窟，不断发展和创新石窟艺术，带来中国石窟艺术的又一个高峰。

塞上关隘旁，巍巍云冈，真容巨壮。　新华社发

　　在6月29日至7月10日的直播中，云冈研究院研究员王恒介绍昙曜五窟中三世佛造像，以及外来的佛教艺术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主任王雁卿描述第五窟中的云冈石窟第一大佛的雕饰奇伟和法相庄严；云冈研究院博物馆馆长赵昆雨讲述北魏政治光影下的云冈“五华洞”；云冈研究院研究员刘建军介绍云冈第三窟的开凿技术；龙门石窟研究院陈列展示中心的高丹向观众展示龙门石窟古阳洞这一“皇家第一窟”中“龙门十二品”书法的魅力。

　　7月12日，龙门石窟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主任高俊苹在题为《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探秘孝文汉化窟　寻踪帝后礼佛图》的直播中，介绍皇家石窟寺造像艺术“中原风格”的典范之作和帝后礼佛图。

　　7月14日，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高东亮将带领观众走进龙门石窟大美莲花洞。他将从造像考古学的角度讲述莲花洞五尊造像的产生，还会介绍魏晋南北朝维摩诘信仰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背景。

　　7月16日，龙门石窟研究院历史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凤霞题为《龙门石窟皇甫公窟：六指佛、宝瓶花——北魏显贵皇甫度发愿窟的秘密和造像艺术魅力》的直播将带领大家领略现存最大的皇室贵族礼佛图和龙门独特的“六指佛”造像的艺术魅力。

　　7月17日的最后一场直播将邀请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共话两大石窟中的文化交融、文脉传承。

　　2018年5月18日，伴随着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飘扬在北京市东四清真寺上空。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办、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协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四进清真寺”活动启动仪式在东四清真寺举行，由此掀开北京市及全国各宗教开展“四进”宗教活动场所的序幕。2020年，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纳入活动主题，在全市开展“五进”清真寺活动, 形成北京伊斯兰教界坚持中国化方向的进一步探索。
　　“五进”清真寺是一项促进我国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活动。该项活动的开展，能够进一步提高伊斯兰教界和穆斯林群众的爱国热情，筑牢与党同心、与国同行的思想基础，进一步加强、加深各族穆斯林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增强法治观念，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教育各族穆斯林群众，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和理念融入相关教务管理的规章制度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穆斯林群众的自觉追求和行为规范；加强对各族穆斯林群众民族团结进步理念的宣传引导，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培养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
　　自2009年“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开展以来，北京市各清真寺内全部悬挂国旗，以此作为和谐创建活动达标的基础条件。“五进”活动中，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制定《关于规范清真寺升挂使用国旗的指导意见》，全市清真寺都在显著位置设置室外旗杆，常年悬挂国旗，让国旗在清真寺高高飘扬。北京市各清真寺坚持在法定节日、纪念日和开斋节、古尔邦节等伊斯兰教节日期间举行升国旗仪式，进一步升华伊斯兰教界和广大穆斯林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
　　举行升旗仪式是爱国情怀的体现，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是爱国情怀的升华。爱国主义是伊斯兰教倡导千年的优良传统，是体现穆斯林群众政治认同的重要形式。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不断强化伊斯兰教界和广大穆斯林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意识。
　　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北京市伊斯兰教界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开展“七个一”庆祝活动，全力营造北京市伊斯兰教领域团结、稳定、和谐的氛围。制作宣传展板，汇集近千张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伊斯兰教工作成就的图片，分别在东四清真寺、牛街礼拜寺、下坡清真寺和豆芽菜清真寺进行为期3个月的巡展。组织骨干阿訇、朝觐人员以及市区伊斯兰教协会老领导、骨干阿訇和老阿訇召开座谈会，畅谈祖国的发展变化，表达对祖国的感恩与祝福。与海淀区伊斯兰教协会联合举办“助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北京市伊斯兰教界“祝福祖国”书画展，表达北京市伊斯兰教界的拳拳爱国之心。举行国庆寄语征集活动，并从全市阿訇和穆斯林群众的稿件中，遴选18件优秀作品制作成宣传海报，在全市清真寺张贴宣传。印发《北京伊协工作之窗》国庆70周年专刊，组织全市清真寺在国庆前的主麻日统一宣讲爱国主题“卧尔兹”，加强对穆斯林群众爱国情怀的引导。
　　2021年，在全国各界掀起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热潮之际，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在全市伊斯兰教领域扎实开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系列学习教育和庆祝活动，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展“铭记先烈、砥砺前行”爱国主义教育。各级伊斯兰教协会、清真寺组织参观“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诞生地以及马骏烈士墓、马本斋烈士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追忆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以“坚定不移跟党走、同心同行谱新篇”为主题召开阿訇座谈会，凝聚广泛思想共识，引导全市伊斯兰教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录制“红歌寄深情、快闪贺华诞”视频寄语，市区伊斯兰教协会领导班子成员、清真寺负责人和穆斯林群众代表纷纷通过录制视频等方式向党送出祝福寄语，齐声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红色歌曲，充分表达对党的真挚情感和对党的百年华诞的由衷祝福。设置“礼赞共产党、奋进新时代、践行中国化、启航新征程”宣传阵地，在全市清真寺设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宣传栏，统一制作张贴主题宣传海报，编辑印发《北京伊协工作之窗》“同心百年”专刊，教育引导伊斯兰教界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深深扎根。
　　此外，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还组织伊斯兰教界开展“爱我中华”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全市伊斯兰教界参观抗美援朝70周年展览、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展，指导各区伊斯兰教协会开展“三爱四史”专题讲座，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参观甘肃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北京顺义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等爱国主义教育

　　《牟子理惑论》作者牟子是何许人，历代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东汉末年的苍梧逸士牟融。这部著作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哲学家汤用彤认为，《牟子理惑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一页，后世三教论争几乎所有的基本论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哲学家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更是将牟融与“集儒术之成”的郑玄、“开丹经之祖”的魏伯阳并列。《牟子理惑论》开外来佛教融入中华文化的佛教中国化实践之先，为以儒家、黄老之术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接受来自异域的佛教创造了条件。《牟子理惑论》调和三教关系，倡导三教一致，为佛教奠定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牟子可谓佛教中国化史上的华梵对话第一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河东老城区的牟子像。　刘泳斯摄

　　在《牟子理惑论》中，牟子以37条问答的形式，站在佛教立场，对来自儒道的批判和疑问逐一作回应。之所以是37条，是有意效仿《道德经》的“道经”三十七篇，其内容述及释迦牟尼出家、成道、传教事迹，佛经、戒律、生死观及佛教初传等情况。牟子借此申明佛教教义、辨明三教异同。《牟子理惑论》反映了中土士人对佛教的接受程度，以及佛教早期中国化的实际进程。

　　在对佛教教义的申明上，牟子以中国人熟悉的“真人”比附佛的形象，说其能“分身散体，能小能大”，乃至能“蹈火不烧，履刃不伤”。考虑到当时黄老之术盛行的时代背景，牟子的这一说教策略应当说是非常有效的。牟子更采用“格义”方式，借用儒道思想资源，对佛教教义进行辨析。例如关于什么是佛教的“道”，牟子以“导人致于无为”回答之。“无为”是早期佛典翻译中借用《道德经》术语对于“涅槃”或“解脱”的一种译法，牟子有意将“无为”用作佛教解脱理论的诠释，有意拉近佛教与儒道之间的思想距离。在被问及佛教与儒道区别时，牟子对于佛教“无为”的解释与道家的解释几乎完全相同，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士人对于佛教的理解程度还是较为浅显的。

　　当时有人讽刺牟子“学夷狄之术”，牟子的回答首先进行了语言学的溯源，指出中国古代许多圣贤都是出自“夷狄”，以此类推，不能借口“夷狄”就简单否定佛教的文化价值。

　　当时的儒家还责难佛教“非孝”“非礼”和“禁欲”，牟子皆给予了调和性的回应。说佛教“非孝”，例如僧人剃光头发，违背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教导。对此，牟子解释说，齐人乘船渡江，父亲落水，儿子抱住父亲，揪住头发，脑袋朝下，使水从口出，父亲得救。揪父亲头发肯定是不孝，但救活了父亲的性命，却又是大孝，否则的话，见到父亲落水，仍是恭恭敬敬地“拱手修孝子之常”，父亲早就没命了。这就是“苟有大德，不拘于小”的道理。中国历史上也有豫让、聂政、伯姬、高行四位为仁义道德而毁身残形的义士，僧人出家剃除须发，是为了修行，一样有意义。牟子因此认为，僧人剃发出家，属于“大德”之行，是大孝，不仅不违反孝道，反而更扩大了孝道的内涵。说佛教“非礼”，例如僧人出家之后不讲礼节，“见人无跪起之礼仪，无盘旋之容止”，牟子举老子之言进行驳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况且三皇五帝之时，生活质朴才合礼，现在僧人的生活方式不就是老子所言的“上德”之人吗？说佛教“禁欲”，“弃妻子，损财货，或终身不娶”，牟子认为，相比较于道义，妻子、财货等都是等而下之的追求，“妻子财物，世之余也。清躬无为，道之妙也。”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牟子时代，中国社会对佛教的批评主要是因为对佛教还不太了解，所以提出的质疑大都是表面上的，如什么是佛，禁欲是否合理，剃发出家是否有违孝道，僧人仪态是否失礼等，涉及深层教义的问题并不太多。牟子的辩护策略是坚持佛教与本土文化相调和，在哲学上附会道家，在礼仪上附会儒家。牟子为此举了很多例子，都是中国历史上儒道两家认可的典型人物和故事，以此证明佛教在中国社会种种看似不合常规的思想、行为、礼仪等，都是中国古已有之，所以请不要“见外”和“见怪”。

　　牟子也有举例不当或牵强附会之嫌，例如他举“齐人乘船”的例子来反驳佛教不孝的批评，就几乎没什么说服力，毕竟父亲落水是概率极小的偶发事件，而且豫让、聂政等人的毁身残形和僧人剃发在性质上也有很大不同；以“许由栖巢木、夷齐饿首阳”类同僧人的“弃妻子，损财货”，以“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比拟僧人的出家禁欲之行，这几人都是极其特殊的人物，与大多数都是普通人的出家僧人对比，也不是很恰当。对比后世僧人在这一问题上作出的各种日渐精确细致的回应，牟子的辩解还显得较为粗糙而简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久久为功的结果。

　　应当说，牟子的“问题意识”非常敏锐，他提出的很多问题，一直是其后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所必须回答和解决的，而且很多问题确实是因双方文化、习俗差异带来的彼此不了解乃至误解所造成的。较为常见的固然如《牟子理惑论》中所反映的，中国文化还不太了解外来佛教，但最初外来佛教乃至后世已经逐渐中国化的佛教，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现象也并非少见。解决因彼此不了解而造成的“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困难与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像牟子这样：尊重对方并充分开展对话。从这层意义上说，称牟子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华梵对话第一人，也是实至名归。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一直依托黄老之术流行于社会，这一历史状况直到汉代笮融大造浮屠之祠之时才稍稍有所改观，兼祀黄老之现象渐少。这主要是有越来越多的西域僧人来中土译经、上层统治者崇护及中土学者如牟子等人辩护的结果。《牟子理惑论》出现的年代虽然距今已非常遥远，当时的历史机缘及面对的问题都与当下佛教中国化的论题有很大不同，但其不避讳提出各种需要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和坚持对话的原则依然有值得今人借鉴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回顾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省宗教中国化研究中心）